分享之一个“优等生癌”晚期患者的自白

2001年9月,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。有一天,食堂的电视机周围站满了人。忽然,有人吹了声口哨,喊了句:“老美被人干了!”底下噗嗤一片喷饭声。

电视屏幕上,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烟尘滚滚,轰然坍塌。

BBS上热闹非凡。有人说这是对两年前美国“误炸”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“报应”。那一年BJ高校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,示威人群用砖头把美国大使馆的玻璃砸得稀巴烂,外墙上满是墨水瓶和颜料瓶空袭留下的爆裂涂鸦。

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——风暴在天空里激荡,船舶在水面上颠覆,死亡横行,而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。他们欢呼、跳跃、嬉戏。

“爱国派对”结束后,大家又老老实实去啃砖头一样厚的GRE词汇表,上新东方补习班,寄留学申请材料。

次年春夏,美国高校对华录取率及奖学金大幅锐减,一度风传签证拒签率达到99%。无论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奖offer的元凶,还是仅仅是一块遮羞布,我21年来的人生规划就此中断。

在此之前,我的成长轨迹就是一场真人版的闯关游戏。目力所及之处只有华山一条路,在通往朱门金榜的途中,白手翻红刃,十步杀一人。

升入北大,游戏进入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。这些人并非都是些“高分低能”的家伙,但毫无疑问,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、训练有素的竞技高手——除了京沪地区,一个专业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。以我为例,我做过的模拟试卷、用过的参考书,后来卖了90斤废品。

刚入学那会儿我常常做一个噩梦:迎新会上,前后左右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,对我说:你好,我是XX省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,请问你是第几名?

在TOEFL满分还是677分的年代,按照这所大学流行的标准,650分以上才算及格。有的人通过发疯、轻生、辍学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键,多半是因为一朝醒来,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第一,甚至可能排名垫底。

我常听见同一栋宿舍楼的一个女孩,在夜里鬼哭狼嚎,咯吱怪笑。那声音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在唾弃自己笨重的肉身。

我深知,我未来的履历将像当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样,被长辈们当成祭品在祖坟前火化。因此,我必须保证履历上的每一项都漂亮到无可争议,从社团活动、奖学金到文体竞赛。

唯一的一个“污点”,是我当时在和一个六七门功课红灯高挂的外校男生谈恋爱。每次去他宿舍,看见7、8个男生一起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联机打网游时,我便会生出一种仿佛乾隆微服私访、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。那间宿舍有8张床铺,最多的一晚有5个女生留宿。熄灯之后,上下铺一起地动山摇,吱嘎乱晃,如疾风骤雨一般,暗喘声此起彼落,真是难言的壮观。

我常想:所谓青春,

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,

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。

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,

而优等生的气球里

却灌满了一种叫做“挫败感”的剧毒气体。

我常想:所谓青春,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,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。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,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“挫败感”的剧毒气体。

而在我的学校,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。大考前,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。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,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,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。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,同时做两份家教。

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,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。笔记本里、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之类的格言。

4年后,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。

不论怎么说,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。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。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,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。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,就是她。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,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。

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“高考状元演讲团”之类的活动邀约,尽管报酬相当诱人——一次1000元,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。

有一次我同她谈到,高考结束后,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,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,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。她呵呵笑着说:哦,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?

我们都来自普通市民家庭,也都很明白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道理。科举制度是一项简单粗暴、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,以牺牲心智为代价,实现社会重新分层。作为既得利益者,最好保持沉默。

老实说,她的留学申请以失败告终,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那段时间,我常和她窝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《蜡笔小新》,从傍晚看到凌晨。现在回想起来,脑海中浮现的,却是两个重伤的病号正抱着氧气瓶大口呼吸。

因为申请留学我和Dora都放弃了保研,我去了广州一家媒体,而她进入了BJ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。一项新的评估指标摆在了我们面前。她的一位女同学拿到了一家外资银行的offer,将被派至伦敦工作,年薪折算成人民币高达30多万,轰动全校。

毕业前夕,我和同学们去什刹海划了一次夜船。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诗、又是唱歌的,疯到大半夜才回去。那时,BJ地铁还只有一个圈和一根线,我们还不知道,待建的四五六环,将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线。

工作之后,Dora总是在加班,常常夜里10点才能打车回家,周末也难得安宁。用她的话来说,她就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、私人空间被压榨到所剩无几的技术工人。与她的留学梦一同夭折的还有她的初恋。有一次,她在电话上和我谈到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人,哭了一个小时。

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她。房间里只开床头的一盏小灯,她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复手机讯息,给客户写E-mail,要么挂在Msn上聊天,在网络露水情缘中寻求慰藉。周末的午夜,我们关上灯,在一片漆黑之中,一人抱着一只猫,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艺术片。

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、灿烂的海岸。片子里说,海滩上有一个洞,掉下去的话,就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……

我们置身于一片幽蓝的反光中,久久不语,仿佛被一千个夜晚所包围。她出神地望着前方,任由另一个世界的阳光在脸上跃动,眼里空空荡荡。

3年后,她辞了职,远赴北爱尔兰攻读教育学,随后进入瑞士银行工作。她说,她想知道,为什么一个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,却丧失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?

同一年,阿娟实现了她自幼以来的心愿,考上了北大的博士。同学会上,她还是老样子,扎着一个马尾,朴素得像个打工妹,害羞而沉默。和她说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。

也是在这一年,传统纸媒迎来最后的余晖,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,业绩大幅下滑,“报业寒冬论”尘嚣日上。我很快发现,出入音乐厅和美术馆、与权贵名流谈笑风生、每年领回一摞奖状那点虚无飘渺的优越感,在剧烈缩水的工资单面前,沦为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。

往后几年每况愈下,减薪、裁员、离职乃至歇业潮蔓延全国报界。每隔几年,就迸出来一个让人心惊胆寒的新生事物,**、微信、自媒体、App。在混沌的互联网时代,许多东西都在开天辟地,取代学历、户籍、编制、职称等等日趋过时的分类标签。如今,一个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可能起薪不如农民工,也可能通过开网店、办自媒体、甚至网络付费直播吃喝拉撒,秒杀一名中年企业高管的薪水。在这个“看脸”的时代,改变命运的头号力量不再是知识、技术、经验,甚至不是人脉,而是被网络放大的“颜值”(容貌数值)。

在从业多年以后,我第一次遭遇失业的危险。曾经困扰父辈的那个词“下岗”,现在有了一个更动听的说法,叫“转型创业”。然而,我依然不敢选择辞职。我害怕一无所有,害怕从头再来,哪怕我上的学校、入职的单位,都以“敢于卓越”著称于世。“同学少年多不贱,五陵衣马自轻肥。”我逐渐疏远了昔日的交际圈,有4、5年时间通宵达旦地沉湎于网游,停止了写作。

2010年末,我去欧洲出差,抽了一天时间去苏黎世见Dora。她还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人,但身上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:已婚、怀孕、吃素。更重要的是,她看着我的样子,那种略略皱着眉笑的眼神,分明是一个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独有的。

天气晴朗,我们在旧城区的圣母教堂分别。她转身轻轻地拥抱了我,拍了拍我的肩。她对我说,祝你成为一个unique的写作者。她的滑雪服摩挲间发出像沙砾一样细微而温柔的脆响。

从苏黎世返回卢塞恩的大巴上,我坐在最后一排,一直埋头无声地痛哭。我似乎又听到了大学时代那个女生半夜发出的哀嚎。

我戒掉了网瘾,重新尝试写作。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。身为一个“优等生癌”晚期患者,我开始思考一个听上去很可笑的问题: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,而不是赛道上享受掌声的英雄,我该怎么办?

去年8月,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术台。出院之后,每当听说有同龄人因为癌症、抑郁、过劳猝死等原因离开人世时,我的心情都有如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情形:女主角听见甘西迪总统遇刺消息的那天,正在水槽上洗盘碗,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:“甘西迪死了。我还活着,即使不过在洗碗。”

我开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会被界定为“无用”的事,例如练习长跑,参加公益活动,还有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。我怀疑,我此前30多年的时间一直追寻的,不过是一种平等的错觉,而我却对那些生而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视而不见。

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称,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,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。

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成功?拿什么去衡量一个人的杰出?所谓“成功”是不是就像王朔说的,不就挣点钱,被傻X们知道吗?还是像Dora所说的,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?

摸着良心说,我还没有藐视财富的底气。我其实很想发财,想得要命。

写到这里,我忽然发现,我的朋友们令我深深怀念的,其实与她们的“优秀”无关。有一年冬天,阿娟顶着寒风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卖玉米。然后在长途电话亭前排了2个钟头的队,给我们几个室友挨个打电话拜年。

还有若干年前,Dora曾诚挚而郑重地向我推荐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:读完这本书,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。

这些经历,在今时今日从“点头之交”没落退化为“点赞之交”的人际关系网络中,显得如此罕有,无论是脸书还是微信朋友圈。

记得分别那天,Dora曾指引我,沿着利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,走到尽头,就会看到苏黎世湖。

那一天,利马特河泛着金波,从密密麻麻的建筑、站台、广场中穿过,像拨开两旁垂挂的厚绒幕布一样,露出远处那一线仿佛是静止的烟蓝色。

我还没有看到那片属于我的苏黎世湖。我仍在路上。